由於現代通訊技術發達，通訊方式亦呈現多樣化，使得人們因為其便利性，而對現代通訊依賴日深，幾乎到了處處可見，人手一支行動電話狀態。然而，在日常的新聞中，我們也不時可以聽聞偵查機關以監聽之方式，查獲某些犯罪。犯罪得以揭發，固然讓人欣喜。但也不免讓人擔心，自己的生活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，受到國家權力以監聽的的方式侵害著。為此，本所於4月27日很榮幸的邀請到本所的顧問，國內刑事法學界著名的學者，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暨研究所柯耀程教授，來為本所之同仁及眾多貴賓，說明探討「從違法監聽看刑事追訴犯罪有沒有界線」此一主題。

由柯教授簡潔清晰的解說中，我們可以了解目前通訊監察分為犯罪偵搜及情報偵搜兩種類型。由於情報偵搜的通訊監察所涉及的，乃是與境外敵對勢力有關國家安全問題，故非一般刑事追訴討論的範疇。所以，我們較需要瞭解的，乃是犯罪偵搜的通訊監察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就進行犯罪偵搜所從事的監聽行為，設有要件之限制，且其處分需符合正當性基礎之要求。例如，通訊監察之發動，一開始就對所得監察的犯名有所限制，故除另外以列舉之罪名外，原則上需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使得監聽，亦即在刑事訴訟中，需強制辯護，經通常程序，且不得緩刑之案件，始得以監聽做為偵查手段。因此，並非大小案件都可以使用監聽的方式取得證據。再者，其發動需有相當理由可以相信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，故不得假借聲請本案通訊監察處分之方式，達到監聽他案之目的。而在程序要件上，通訊監察書之核發，亦需由法院核發，故屬法官保留之事項。此外，其並以其他偵查方法不能達成目的或有重大危險情形為程序條件，蓋通訊監察對秘密通訊、隱私之侵害甚大，故以最後手段性限制此一強制處分之發動，始使其取得正當性之基礎。

至於通訊監察之實際作為，則有實施監聽及調取通聯。其中，較令人關注者，在監聽的實施方面，除了透過電信公司的機房掛線監聽外，亦可能採直接掛線或是利用無線攔截接聽的方式監聽。故實際上，目前生活中各類通訊方式，或是通訊軟體，多有辦法加以監聽。差別僅在於實施通訊監察之難易度而已。然而，監聽雖可以前述各種外部之方式為之，但其執行手對仍有限制，亦即不得直接入侵，而於私人住宅裝置竊聽器、錄影設備或其他監察器材，否則其所取得之具仍屬違法。

此外，犯罪偵搜之通訊監察，由於目的在於刑事訴訟中做為證據使用，應注意其執行過程中，是否合於法律之規定。例如，其執行之過程中，每次不得逾三十日，必要時雖得以釋明延長，但最長不得超過一年，否則必須重新聲請。執行監聽期間內，每十五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，並按月為報告。執行機關除有正當理由者外，應至少每三日派員取回監錄內容。於監察通訊執行過後，結束時應通知受監察人等等。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通訊監察之執行程序，亦有相當之正當程序規範，凡此於進行刑事訴訟時均應加以注意，如，是否每十五日即有一份報告書，有每三日需取回監錄內容，則必然會有監錄之光碟等，以確認通訊監察所取得之內容是否確經合法程序，而得作為刑事追訴之證據。

最後，關於違反通訊監察之效力，其違法取證行為所得資料基本上不得作為證據。此除了包括前面所提及的監聽作為有瑕疵之情形外，更重要的在於縱因合法監聽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，亦不得作為他案之證據。蓋通訊監察目的雖在針對受監察人進行蒐證，然而，因與受監察人進行通訊之人，難以特定，故不同於一般之強制處分，國家權力對基本權侵害之對象，範圍均可確定。是以，為避免對人民之秘密通訊及隱私權過度侵害，而有限制監聽取得之證據，於本案中使用之必要。

講座當日，由於柯教授對通訊監察深入淺出之剖析，兼以對監聽實務知之甚詳，舉例無數，並對來賓之提問，知無不答，故與會者均能對監聽實務及法令之規範，有更進一步之了解，使聽者均能明白在現行法令下，自身之權益應如何維護，收穫頗豐，深表感謝。是日，在賓主盡歡中，結束本月之講座活動。